堅守·科學殿堂
來到首都，步入大學校門，對李玲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
“由喜愛文學轉向理工，這對我不是件小事而是個大轉折。但我從選定報考理工的那天起，就已經痛下決心：要終生與理工為伴，絕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和動搖，因為三心二意的結果是什么事也做不好。我將積極地去迎接新的挑戰，我不能辜負父親的期望和母親的苦心，也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對我們年輕人的厚望。”
“幸而，我在中學時不偏科，理科方面的成績也很好，這使我在大學學習中得心應手。至于文學，我偶爾想到它，但我知道今后這只能是我的業余愛好了。”
很快，成績優異的李玲就在班上嶄露頭角。
大學五年中，政治運動不斷：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都對教學造成了沖擊。李玲通過奮斗彌補了這些不足，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
離畢業還有半年，李玲就提前留校了。她很喜歡教師這一職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使她自豪。即使在文革十年“讀書無用論”和“教師倒霉論”全國泛濫的時候，她也未改初衷。
李玲遇上了很好的機會。
“剛到教研室，我就被指定為教研室秘書。這個教研室里，在學術上執牛耳的是后來成為科學院院士的葉培大先生。他在郵電大學、在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電信領域都有很高的聲望。彼時，微波通信在我國剛剛興起，是尖端技術。我被分配到‘微波’小組。”
戴著“白牌”，即以學生身份登上大學講臺，是李玲教學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件大事。
“在當年，它被認為是郵電學院校園里影響頗深的一件‘教育革命創舉’。一天，室主任易先生突然找我談話，指定我去講微波技術這門課，講的內容又是課程的難點。我在老教師的幫助和大形勢的推動下走上了大學講壇。”
1960年3月15日，是李玲踏上大學講臺的第一天，對她來說，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
下午，校園里貼出了幾張大字報，說一個沒有畢業的學生，能把尖端課程講好，是一個創舉。又說，這是教育改革中郵電學院里一朵激動人心的紅花。
“白牌登臺是在那個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發生的一個特殊事件。它對我的正面作用是讓我具有比其他同志早得多的教學實踐和更多的機會，加速了我的成長。負面影響是，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我作為‘一棵修正主義苗子’被批判，受到了劇烈的心靈沖擊。”
經過了歷次運動的起伏跌宕，經過了風風雨雨的磨煉，李玲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更成熟的看法：“一個人任何時候都要遵循自己的道德準則，按自己的良心去辦事。”她相信不管什么時候，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青年都需要文化和知識。
“長期的封閉，使我們和外面的世界隔絕了。在我們忙著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在干校走‘五七道路’的時候，國外電信業在飛速發展，電信行業的一顆新星冉冉升起，那就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光纖通信。光纖通信用比頭發還細的‘玻璃絲’代替金屬電纜來傳輸通信信號，這是對過去通信概念的顛覆。”
李玲在葉培大、吳彝尊等科學家的帶動下，在我國光纖通信剛剛起步的時候，就進入了這一領域。從此她與光纖通信結緣，在這個領域里一干將近40年。
“作為葉培大團隊的一員，我有幸近距離接觸了高錕博士等世界大師級的專家。對我來說，這些專家教授是我光纖通信的啟蒙師，他們使我在起步時就接觸到國際光纖通信發展的前沿。”
1977年，李玲為文革后入學的第一屆大學生開了光纖通信課，并與同事們一起編撰了《光纖通信基礎》《光纖通信》等四種本科教材，開出實驗，建立了較完整的光纖通信教學體系，為此得到了學校優秀教學成果獎。同時，完成多項光纖通信研究課題。
李玲主持的《相干光光纖通信系統及關鍵部件》成為國家科委、計委、財政部聯合表彰的“七五”453個攻關項目之一，該項目還獲得郵電部科技攻關一等獎和科技進步二等獎。另一項目“光纖型偏振控制器”獲科技進步三等獎。李玲和她的團隊，還以教研室的研究成果《光纖多路電視傳輸系統》為契機，完成了多項光纖電視傳輸工程，其中中南海的北戴河工程最具代表性，它解決了中央首長暑期在北戴河辦公、看電視的難題，得到了中央辦公廳的表揚。
“這一工作為我國光纜有線電視的發展做了一定的先期工作。它帶給我的好處是使我走出學校的高墻，有了這樣迥異于教學、科研的非常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庫藏，也使我有了一次服務社會的機會。”
1992年，李玲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紅旗手稱號，成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05年，被母校淄博一中授予“功勛校友”榮譽稱號。
說起對自己的評價，李玲說：“我是一個合格的教師，學生的肯定是對教師的最好回報。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評選最佳女演員，一群學生對我說‘如果評選最佳女教師，我們投您的票’。雖是玩笑話，但我知道他們是真誠的。”
李玲指導過的研究生近50名，他們在國內外不同單位，為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作著不同的貢獻。他們的成就和進步，是對李玲最好的激勵和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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