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創建紀念館內的陳設與雕塑，再現了北海銀行開展金融業務的場景。

　　作為“人民幣的雛形”，誕生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北海幣成為抗戰堅強后盾——

　　“咱們的票子”打贏根據地貨幣戰爭

　　記者 胡羽

　　在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創建紀念館的展柜里，數張泛黃的紙幣靜靜陳列，票面上“北海銀行”四個大字歷經歲月滄桑，仍清晰可辨。

　　這些誕生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北海幣，被稱作“人民幣的雛形”，是讓老百姓信賴的“咱們的票子”，也曾是支撐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命脈。北海幣版別之多、數量之大、流通范圍之廣、發行時間之長、幣值之穩定，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紅色銀行中首屈一指，是“各解放區中最堅挺的貨幣”。它們無聲地記錄著一段在戰火中捍衛金融主權、建立戰時經濟秩序的奮斗史。

　　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一麻袋法幣，換不來一袋麥子。”抗戰初期，在山東抗日根據地，這并非夸張之辭。日偽發動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直指根據地存亡根基。

　　彼時，山東各地貨幣金融狀況十分混亂，流通的土雜鈔不下數百種。更致命的是，日偽將大量偽造法幣投入根據地，瘋狂套取物資，導致物價飛漲，“朝是錢，暮成紙”的情況屢見不鮮。敵人妄圖從財政、金融上扼住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咽喉，嚴重威脅著軍需供應和抗戰根基。

　　為粉碎敵偽的經濟絞索，保障軍需、穩定民生、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在山東抗日根據地開始著手創建自己的金融機構。1938年，寄托著“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長流”寓意的北海銀行在煙臺掖縣開業。盡管次年因日寇進犯一度停業，但其重要作用已被深刻認識。1940年，隨著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在沂南成立，山東北海銀行總行隨即組建，成為黨領導山東根據地開展貨幣斗爭的核心金融堡壘。

　　“北海銀行在組織章程中明確宣布，成立的目的是‘為繁榮根據地經濟，加強對敵金融貨幣斗爭’。”原北海銀行沂南辦事處老員工蔣文同的回憶，道出了北海銀行肩負的核心使命。印發北海幣，正是這場斗爭的關鍵武器。從最初的壹元、伍角等小面額紙幣，到逐步發行二元、五元直至百元、二百元主幣，北海幣的發行體系日益完善，流通范圍隨根據地擴大而不斷拓展，發行量穩步增長。

　　發行新幣，是打破敵偽金融枷鎖的第一步。但要穩定幣值、根治通脹，更需一套治本之策。山東根據地創造性地將幣值管理與物資管理緊密結合，以北海幣為單一本位幣展開貨幣斗爭。

　　1941年4月，北海銀行總行下發《推行新鈔宣傳大綱》，為北海幣的發行與防偽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共山東分局財委會和省戰工會在1942年先后發出指示，要求對法幣打折使用，阻止法幣內流及物資外流，逐步禁止法幣流通，擴大北海幣流通范圍，鞏固北海幣作為山東根據地本位幣的地位。

　　1943年，中共山東分局邀請經濟學家薛暮橋來山東幫助開展貨幣斗爭。不同于當時世界上標準的“金本位”貨幣制和國民黨中央的“銀本位”貨幣制，薛暮橋立足革命斗爭實際，創造性地提出“物資本位”理論。他指出，貨幣最根本的保證是物資，掌握物資就掌握了貨幣斗爭主動權。

　　“‘物資本位’意味著北海幣的價值不依賴金銀或外匯，而是由政府掌握的糧食、棉花、食鹽等重要戰略物資作支撐。”沂南縣委黨史研究中心徐慶芳進一步解釋，“實踐中，根據地工商部門建立起公營商店和合作社網絡，大量儲備這些物資，并承諾持有北海幣可在公營商店按穩定價格購買到這些必需品。這極大增強了北海幣的信用，讓老百姓堅信它‘值錢’，樂于持有和使用。”這一創舉，將貨幣信用牢牢錨定在根據地實實在在的物質力量上。

　　1944年4月，山東抗日根據地宣告日偽幣和法幣被徹底驅逐出市場，北海幣成為根據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幣。在1945年6月的《山東對敵經濟斗爭的巨大勝利》報告中，時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黎玉指出，“排法”斗爭為山東抗日根據地避免了近6億元法幣損失。

　　物價的穩定是貨幣斗爭成果的直接體現。1945年5月，薛暮橋在全省工商工作會議上說：“偽鈔（聯幣、儲幣）對本幣的比值，從前年七月八月的七元八元跌到現在的一角上下，法幣（對本幣的比值）亦從一元跌到五分上下。去年偽鈔物價上漲了七八倍，而我本幣物價在濱海跌落了百分之十，在開始停法排偽的魯中、魯南、渤海則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因為貨幣斗爭的勝利，我們已經完全消滅了由于物價飛漲所造成的經濟危機。”

　　草屋里印出抗戰“錢袋子”

　　北海銀行的根基，深深扎在根據地群眾之中。“緊緊地依靠群眾”，是時任北海銀行總行發行科副科長任志明在烽火歲月中刻骨銘心的體悟，更是北海銀行于強敵環伺、硝煙彌漫中得以生存壯大的法則。

　　臨沂市沂南縣依汶鎮大梨峪村，曾經是北海銀行總行印鈔廠所在地。在口耳相傳的歷史里，村民們記得1941年農歷大年初五天黑后，一支八路軍隊伍進駐。“背著長槍，手挑肩扛，帶著很多箱子。”村民林傳富復述著祖輩的記憶，印鈔廠就設在林家的宅院里，“堂屋當了辦公室，5間西屋放印刷機，是車間。”

　　印好的北海幣，需要依靠手推車、肩挑人抬，源源不斷運出山村。大梨峪村村民自發幫助印刷廠將成箱的北海幣運往幾十里外的雙堠鎮。肩挑沉重的鈔票箱，他們需要翻越三道山嶺，涉過兩條河流，徒步行走3個多小時。面對運送中的巨額鈔票，參與運輸的村民始終不為所動，因為他們知道，這是革命的本錢。

　　村民們用行動詮釋了何謂“依靠”。任志明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我們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廠房就是老百姓騰出的幾間草屋。房東經常熱情地為印鈔廠的同志們燒水做飯，站崗放哨。敵人掃蕩時，我們連夜把機器設備埋藏好，把不便埋藏的紙張、票子和黃金托付給可靠的老鄉保存收藏起來。在當時那樣殘酷的環境下，確實沒有發生過出賣給敵人的事情，東西也從來沒有丟失過。印鈔廠在村上工作時間長了，群眾也知道一些內容，但沒有一人向敵人告過密。”

　　依靠群眾所獲得的強大生命力，成為北海銀行在戰火中拓展的支柱。其分支機構在山東各地相繼建立，同樣的魚水情深，也在淄博市臨淄區許家村的地下印刷所得以延續。

　　在許家村一座普通民房下方，保存著一條通往北海銀行清河分行地下印刷所的地道。自1940年6月起，印刷機在這隱蔽的地窖中持續工作。地道長約百米，出口通向淄河，是緊急轉移的通道。

　　年逾九旬的許龍章還記得，印鈔工作緊張進行，印出的票子由當地可靠的商戶前來兌換流通。敵人頻繁掃蕩，安全如何確保？“村里黨員多，二十多個！組織得力，大家非常齊心。敵人多次來襲，我們地下的印鈔廠，從未遭受過破壞和損失！”黨員的有效組織和全體村民的堅定支持，是這座地下設施得以安全運行的核心保障。

　　提供場所，承擔危險運輸，以生命守護秘密……這份在戰火中淬煉出的深厚信任，最終凝結于流通中的貨幣本身，幣值穩定、信用牢固的北海幣，被根據地百姓親切地稱為“咱們的票子”。

　　從北海幣到人民幣

　　抗日戰爭勝利后，北海銀行肩負的歷史使命也隨之迎來深刻轉變。面對戰后連年災荒的嚴峻考驗，銀行迅速調整工作重心，將金融力量集中投向恢復生產、保障民生，只為“不餓死一個人、不荒掉一畝地”。

　　為解群眾燃眉之急，北海銀行首先著力于精準的金融支持，貸款優先確保恢復生產所需的資金與物資供應。以1948年秋季的農貸為例，月息僅為一分五厘。這些及時雨般的信貸有效緩解了困境，推動根據地生產活動快速復蘇。

　　與此同時，北海銀行還進行了大膽創新。為鞏固來之不易的土地改革成果，幫助新獲得土地的農民盡快投入耕作，銀行創新推出種子貸款、耕牛貸款等實物貸款形式，實行“貸糧還糧、貸物還物”。這一舉措極大便利了缺乏生產資料的翻身農民。統計數據顯示，僅1948年秋季，北海銀行就發放了實物糧食貸款2024.5萬公斤，現款貸款（北海幣）29.4億元。貸款規模的持續擴大和效能的不斷提升，為克服嚴重經濟困難、促進農村農業恢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撐，切實保障了人民生活，也進一步贏得了人民群眾對革命政權的信任與擁護。

　　當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北海銀行承擔起接收新解放城市官僚資本銀行、穩定當地金融物價的重任。印著北海銀行字樣的貨幣，跟隨華東野戰軍南下的步伐，馳騁于華東、逐鹿于中原，為奪取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一系列關鍵戰役的勝利，提供了堅實可靠的金融保障。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推進，新解放的城市越來越多，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增多，貿易往來更加頻繁。為解決華北各解放區貨幣尚未完全統一的問題，1948年11月25日，經華北、山東、陜甘寧、晉綏政府會商決定，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統一的人民幣，歷史使命圓滿完成的北海幣逐步退出流通領域。

　　從開創“物資本位”穩定幣值的智慧，到依靠群眾、扎根鄉村的堅守，北海銀行生動詮釋了金融為民的理念。這份寶貴的紅色金融基因，成為新中國金融事業蓬勃發展的堅實根基與不竭動力。

　　地窖里印鈔票 地面上打游擊

　　記者 胡羽

　　1941年冬，在沂蒙山區刺骨的冷風中，三名北海銀行總行的出納員牽引著三匹騾子，在崎嶇的山路上疾行。在他們身后，敵機的尖嘯和炮彈的轟鳴仿佛近在咫尺，這是包圍圈正在收緊的信號。影響他們突圍速度的不是自己的行囊，而是騾子背上馱著的繳獲來的大批法幣和黃金，時任北海銀行總行行長艾楚南下達了命令：由他們三人帶著馱錢的騾子，躲進易守難攻的大崮山隱蔽。

　　上山后，他們埋藏了法幣，將八十多兩黃金，貼身藏好。我們最后的阻敵防線眼看就要崩潰，他們又帶著金子，轉移到敵后的山林里，在找不到村民接應的山頭，整整露宿了六天六夜，用意志守護著這份絕不能失落的財富，最終將完好無損的黃金帶回了根據地。

　　類似的故事，在北海銀行的發展歷程中并不鮮見。在殘酷的戰爭歲月里，北海銀行時刻面對著敵人的“掃蕩”和破壞。

　　為了生存，北海銀行印鈔廠的選址可謂飄忽不定。《北海銀行暨魯西銀行貨幣圖錄》記載，工作人員常在“可靠的農民家里挖個地窖，或在田野里挖個洞，一旦敵情緊急，便把機器就地埋妥，再把地耕起，一點痕跡不留，人員去打游擊”。這種隨時轉移、隱蔽工作的狀態，在1943年6月30日形成的《北海銀行北海支行四、五、六三個月工作總結報告》中得到了生動印證。“支行機關則隱蔽在一地堅持工作，白天集合在山頭辦公，夜間在地洞里分散睡覺。穴居群處，大有原始人之風，以致槍炮之聲雖起于鄰村，然不妨我算盤聲之盈耳也。” 這段“穴居群處”“算盤聲盈耳”的描述，也是銀行工作人員身處險境卻始終保持昂揚斗志與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真實寫照。

　　而這穿透硝煙的算盤聲背后，浸透了太多年輕的熱血。曾在北海銀行總行工作的劉惠英，在回憶中刻下了一個永不褪色的名字——莊泳。據劉惠英回憶，莊泳來自莒縣大店鎮一個地主家庭，身材瘦小，在一次殘酷的掃蕩中，莊泳不幸落入敵手，壯烈犧牲。在劉惠英的回憶文章中，我們讀到這樣的錐心之問：“面對兇殘的敵人，能夠堅定地作出從容就義的抉擇，是什么力量支持著她？”答案早已鐫刻在無數像莊泳這樣的北海銀行人心中，這股力量就是支撐起整個民族脊梁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

　　在這樣艱苦卓絕的條件下，金融戰士們一手緊握槍桿子保家衛國，一手緊握算盤和印版穩定經濟，確保了紅色金融血脈的暢通，為最終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1943年8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主任黎玉在《山東過去政權工作與今后工作方案》中指出：“在敵后困難的條件下，開展銀行工作是不容易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全體工人的努力，不管環境如何困難，掃蕩如何殘酷，在菲薄的待遇、繁重的工作中，日以繼夜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從制版到印刷到鑒定到出廠都經過百倍的努力，敵人來了為公忘私地掩藏機器，并開展分散性的游擊戰爭……這些勞動英烈是值得佩服與欽敬的。”

　　一篇“檢討”社論擊破貨幣謠言

　　記者 胡羽

　　1942年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排法”斗爭拉開序幕，街頭巷尾卻彌漫著困惑與不安，各類謠言持續擴散。

　　“鬼子打擊法幣，八路也打擊法幣，這不是幫助鬼子做事嗎？”

　　“這是八路的陰謀，八路準備走，所以大量收買法幣！”

　　“這是土匪行為，等于搶老百姓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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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對政策意義理解不足，加之漢奸特務的惡意挑撥，根據地部分群眾出現了思想波動，抵觸情緒暗流涌動。

　　當政策推行遭遇曲解時，1942年7月，《大眾日報》發出鏗鏘之聲：“為了粉碎日偽的進攻，保護根據地金融的穩定，山東抗日根據地必迅速‘排法’。即將法幣清除出根據地，建立單一北海幣市場，增強根據地金融能力，消融日偽幣傾銷的沖擊。”

　　“敵人對我的貨幣進攻，不僅是為了搗亂我的貨幣市場，而且是為了毀滅我根據地，其嚴重性并不下于軍事‘掃蕩’。”1942年9月，《大眾日報》發表社論《對敵貨幣斗爭的初步檢討》，以“敵我動機對比”的辯證法，使群眾看清“排法”斗爭絕不是斂財而是救亡。這種認知重構，為北海幣取代法幣掃清了思想障礙。社論指出，貶低法幣價格乃至停止使用法幣，正是為了保衛法幣，保衛根據地，保衛抗戰利益與人民利益，呼吁群眾自己不偷用法幣，偷賣土產給敵人。同時，社論也深刻反思了工作中的不足。

　　“東西賤了，日子更好過了，最近山東各根據地都產生了多年未有的好現象。”1944年7月1日，經濟學家薛暮橋以大眾日報的版面為陣地，發表專文《山東的北海票》。這篇文章系統闡述了北海幣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穩定物價、支持生產、保障供給、對抗敵偽金融侵略中的核心作用，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一步論證了獨立自主貨幣政策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極大地提升了干部、群眾對北海幣的信心和對金融斗爭規律的認識。

　　“深入宣傳動員是一切工作的開路先鋒，而正確的貨幣政策，則是打擊敵人貨幣攻勢的主力部隊，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與條件，可以取得最后的勝利。”八十多年前《對敵貨幣斗爭的初步檢討》的結語，至今鏗鏘有力。當硝煙中的山東抗日根據地以北海幣筑牢戰時金融防線時，那些承載著政策號令與必勝信念的鉛字則織就了一張“信心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