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萬戶的“錢袋子”。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塵埃落定，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推進在即。在收費分配改革提速的當前，占勞動者主體的非國企和體制外人員的“錢袋子”又會怎樣呢？
最低工資增長目標預計完成
不要小看最低工資，雖然它的變動直接影響的主要是公益性崗位、低端制造業基層員工和勞動技能比較低的靈活就業人員等群體，但就像央行基準利率一樣，反映出的是整個社會的用工和收入門檻。一般來講，無論是幅度還是頻率，最低工資上漲與社會整體工資上漲是相對一致的。
促進就業規劃（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１３％以上。“這個目標預計是能順利完成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力社保廳廳長吳順江說，關鍵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據統計，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分別為２２％和２０．２％，２０１３年這個數字則為１７％，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５日，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１４．２％，均超過１３％。因此，完成任務順理成章。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認為，最低工資上漲幅度一定要超過ＣＰＩ，只有這樣才能讓普通勞動者真正受益。
全國人大代表、江南控股集團總工程師黃作興也建議，最低工資標準制定依據應該是保障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而很多省份現有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包括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扣完后兩項所剩無幾，效果大打折扣。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寧波維科家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職工楊曉霞說，最低工資標準必須不斷調整提高，只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反過來，更多的職工收入不斷提高，也能促進消費，擴大內需。
農民工欠薪還需治本
以重慶農婦熊德明向總理求助討薪為標志，我國從２００３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風暴。雖然國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現象還是屢打不絕，尤其最近幾年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說，每到春節農民工被拖欠工資都還是一個熱點話題。這種丑惡現象屢打不絕的首要原因就是轉包制度：一項工程項目層層轉包，最后才轉到包工頭，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包工頭拿不到工錢，更不要說農民工了。
“另外，許多施工企業只在年終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平常只給工人發一定數額的生活費。”郭乃碩說，“要治本，就必須按月足額發放工資，這樣即便拖欠也只是一個月的工資。”
１９９４年頒布的勞動法就規定了按月足額發放工資，但從目前情況看，執行仍然不力。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溫州晚報》雪君工作室主持人鄭雪君說，從工作室接到的投訴看，拖欠工資的案例大部分是由于企業主“跑路”或者企業確實困難有關。
楊曉霞說，隨著法制的健全和農民工維權意識的增強，盡管任重道遠，但自己對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還是充滿信心。
工資正常調整機制還“在路上”
促進就業規劃（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明確，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個目標能否完成？其實，國企和體制內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建立。
而其他群體的工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說了算：例如很多白領在年底要和公司談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節后出現“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農民工與企業議價
從國際經驗來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資調整主要依靠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目前我國正在推進這項工作，但還需要一個過程。
曾任職工會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往往是勞資糾紛多倒逼出來的辦法。
“但是這項工作開展起來非常困難，最大的阻力來自企業主。一些企業主對于協商存在‘懼怕’心理，懼怕職工會‘漫天要價’。”這位代表建議，國家應制定完善法律，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延邊州人大常委會原主任金碩仁告訴記者，由于擔任延邊州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一職，經常要為企業的利益到處奔波。他認為，現在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受外在經濟環境影響很大。一旦招工難了，工資就提上去了，一旦招人不愁了，就會把工資降下來。
“從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非常有必要。”金碩仁說。
金碩仁坦言，目前三方協商的工資調整機制還在起步階段，三方中的勞動者話語權比較弱的狀況還是沒有得到好轉。一旦發生糾紛，最終利益受到損失最大的往往還是勞動者。
“三方協商的工資調整機制，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同時賦予工會在維護勞工者權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動機制平衡發展。”金碩仁說。
新華社記者徐博、岳德亮、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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